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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力克教授作客城院大讲堂:追溯百年光影,争做时代新青年

发布日期:2019-12-03 08:02 访问次数: 信息来源:党委宣传部

今年是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,陈独秀、胡适、梁启超、蔡元培、李大钊、杜亚泉、梁漱溟…这些名字一经提起,就激荡耳鼓,他们便是这场自我觉醒中得以登台出场的亲历者。

11月27日晚,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高力克作客城院大讲堂,两个小时的讲座引经据典,穿越古今,高力克教授将他探索的五四运动的学者们的真实思想,与在场师生分享,带来了一场题为《中西之间: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观》的学术盛宴。

东西方启蒙运动的碰撞与火花

讲座伊始,高力克教授以英国学者巴里·布赞著作《全球转型》中所给出的定义引入,讲述了东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特征。巴里·布赞认为“全球转型”即指“从欧洲发轫而扩展到全球的以工业化、理性化国家建构及进步论意识形态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现代化运动”,而中国近代化的进行时过程,可称之为是“全球转型中的中国故事”。

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可谓是全球转型之中国故事的华彩乐章。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由浅入深的革新,高教授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,讲到洋务派坚船利炮的实业救国,再到维新派学习西方的制度。

高教授介绍道,欧洲启蒙运动的特征是从追慕古代的文艺复兴中追寻现代性,中国启蒙运动则是由仿行西方而追寻现代性。因而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纠缠,中西文化问题和欧化问题自始伴随着中国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。

“五四”知识分子眼中的中西文化

谈到五四运动,就绕不开《新青年》杂志,也绕不开陈独秀。高力克教授戏称陈独秀为“不羁之少年”,并剖析了他对五四运动巨大而深刻的影响:他的反传统主义犹如平地惊雷,给中国的青年产生了剧烈的思想震荡,他还宣传人权与科学,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他认为民主与科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动力,德先生与赛先生是把西方人从黑暗引向光明的救星,也是解救中国政治道德思想学术一切黑暗的救星。

《新青年》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始,在同年的大洋彼岸,另一位思想巨擘胡适,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。高力克教授从胡适的留美背景出发,与在场的师生探讨他的中西文化观。“胡适是很自信的,他主张的东西二元论与陈独秀相比要更为包容,他的知识结构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。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胡适的全盘西化论,而非一昧将其妖魔化。”高力克说。

与胡博士相比,梁漱溟仅有的中学学历总为人津津乐道,但他也作为“最后的儒家”,被蔡元培邀请至北大教授儒家哲学。纵观梁漱溟的一生,高教授总结道:“他始终被‘中国向何处去’和‘人生意义何在’两个问题困扰。” 他提出,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,取“奋斗”(逐求)的人生态度;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,取“调和”态度;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,取“弃世”态度。

“杜亚泉的文化观独树一帜,颇有智慧,他主张两力对抗之调和,是宇宙、社会、人生的基本法则。”高力克教授评价道。杜亚泉虽专攻数理,头脑冷静,探寻哲理、针砭社会之热忱,却也激不可遏。他所主张的“东西调和论”是他提出“输入新文明,调和旧文明” 文化方针的重要思想基础“虽然他的主张与陈独秀傅斯年等人相悖,但时间是最大的改革者。”高教授说。

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文化论令人印象深刻,他认为,中国以农立国,大家族制度是中国农业经济组织和古代社会的基础构造。高教授介绍,两千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之纲常名教、道德礼义,在李大钊眼里,都是损卑下而奉尊长、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,无不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亲长的精神。“李大钊从经济上分析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商社会的伦理道德差异,对我们思考转型时期中国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,具有深刻的启示。”高教授说。

最后,高教授对五四知识分子文化观对当今社会的遗产与启示作了总结:“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与西方文化的融合,五四知识精英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开放的世界视野。”

汉语言文学1701班的夏韵琳听完高教授的讲座后,感想颇深:“这场讲座是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,高教授以他严谨的学术作风、渊博的学识储备带领我们追溯发轫于百年前的新思想之精华,令我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。”



文:赵佳玲,毛怡 摄影:鲍佳雯,邱晓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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